白蛇

文/ 严歌苓

  实际上那个红极一时的孙丽坤是个国际大破鞋。她过去叫一个翻译帮她写信给她的捷克姘头,说她跟他的“情谊之花永远盛花不谢”;她和他“天涯若比邻”。那个翻译后来把这些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大马路上。 

  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个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丽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她想往你身上怎样缠,她就怎样缠。她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随她心思游动,所以她跟没骨头一样。 

  实际上她就是看上去高;她那个尖下颏子一抬就把她抬高两寸。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她漂亮就在那个下巴和颈子上。那样一转,这样一绕,谁不可在她眼里。斗争会来了一万人,八千人是专程来看她那条蛇颈子的。一万人里头,有九千人把她的“白蛇传”看过三遍。这些人从前说:我们S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孙丽坤。 

  实际上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给关进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不到半年,孙丽坤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了:一个茧桶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在二楼,下面是一堵围墙,站在墙上能看见孙丽坤的床,床下没有传闻中的那条火花蛇,只有个大花便盆。墙外是个烂场院,扒了旧房,新房还没盖,一地陈瓦新砖。场院上是些不干活的建筑工在砖头搭成的八仙桌上打“拱猪”,唱“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只有你最好看;招风耳朵柿饼脸,绿豆眼睛鸡脚杆!” 

  孙丽坤晓得他们是唱给她听的,逗她开开心。她给关在这里头有两年了,只有大便可以向看守她的专政队员请示,批准后可以走到门外,到长走廊那头的厕所去。小便就在便盆里,天天晚上早上她拎着大花便盆去倒,从走廊这头到那头共十来米,专政队员拿根大棒跟在她后面。专政队员都是女娃,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几年造反舞跳得宽肩粗腿大嗓门。男娃不能专政孙丽坤的,男娃只有被孙丽坤专政。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孙祖祖”,进她的单独练功堂(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如此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所以让这些女娃杵着大棒看押孙丽坤孙祖祖是顶牢靠不过的。 

  孙丽坤上的那个厕所只有一个茅坑,其他茅坑都不下水。通畅的茅坑正面对着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许孙丽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形封条。 

  孙丽坤起初那样同看守女娃眼瞪眼蹲一小时也蹲不出任何结果,她求女娃们背过脸去。她真是流着眼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孙丽坤学会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是一九七○年夏天的事。她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像所有中国人民一样。 

  七○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还是那一大群建筑工在楼下唱歌打牌,偶尔政治学习或磨皮擦痒地砌几块砖。晚上他们就在砖垒的铺上铺开草席,喝七角一瓶的芦柑酒,呐喊着行酒令:“你妈偷人——八个、八个!…………”一个早上,他们看见二楼那扇窗子开了。他们从此再不用爬上墙头从窗缝去偷看胖胖的美女蛇。 

  窗子上的美妇人圆白得像要吐丝的春蚕。老少建筑工们头一回这样近地看这个全省名产孙丽坤,都像吓倒了,一声不敢出,歌也不唱了,都把脸转开砌砖的砌砖,拌洋灰的拌洋灰。后来天天早上孙丽坤都在这窗口刷牙。牙刷没几根毛了,刷在她嘴里的声音听上去生疼的。小伙子老伙子们现在敢脸对她了,龇出黄牙白牙对她放肆地笑了。他们一边看她一边喊:“看到莫得?她那两根膀子好白哟,粉蒸肉一样!”他们不敢直接跟她讲话。这么多年这女人在天上他们在地下;就是现在脸对脸了,他们也还不敢确定她跟他们在一个人间。 

  孙丽坤听见他们大声谈论她,争辩有关她的各种谣传,好像她只是一张画,随他们怎样讲她,让他们讲死讲活也拿他们莫可奈何。他们争得要动粗了,一个说:“她就是跟蛇住一块嘛,大字报上写的!是条大花蟒!蛇睡床下,她睡床上!…………”另一个说:“是条白蟒!是条白蟒!”他们就“白蟒、花蟒”地争,争一会看她一眼,却丝毫不指望她的赞同与否定。最后她插了嘴:“花蟒,才乖呢!” 

  争论一下子哑下来。原来这不是个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NFDBE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秤的那类。老少爷们儿怪失望。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饼,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她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唏溜唏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 

  有个晚上,几个小伙子上了那堵围墙,想看看孙丽坤在这种欲望和蚊子一块嗡嗡袭人的晚上怎样独守空帐。窗子“砰嗵”一声从里面推开了,孙丽坤一副老娘架式叉着腰,身上那件汗背心在蒙灰尘的灯光里显得又黏又皱。 

  “啥子好看?跟我说,我也跟你们一块看!”她毒辣地笑道。 

  她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成话,给洗得清汤寡水了,坍塌在她皮肉上,灯光一照还朦朦透亮,凸处凹处一目了然。 

  几个小伙子浑身赤裸只穿条三角裤,反而比她害羞,蛤蟆落水似的连成串栽下墙去。 

  “看啥子哟,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 

  “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 

  “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 

  这回斗嘴小伙子们输个精光。听她这样回复,他们眼珠子也斗起鸡来,跟许仙撩开帐子看见白娘子现原形一样。他们没料到两年牢监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 

  三伏天,孙丽坤就穿着那件汗背心,打一把大破蒲扇,天天靠在窗口。建筑工嗑瓜子,就也给她些瓜子嗑;他们抽烟,她便也向他们讨来抽。她烟瘾很快养上来了,比建筑工抽得还凶。没人再供得起她,她说那就把你们丢在地上的烟锅巴拣来给我抽嘛。小伙子们便把烟锅巴拣来,集成一堆,撕块大字报大标语包成一个包,递给她。都知道她工资停发了,银行也冻结了,但凡关押起来的牛鬼蛇神都是这待遇。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包烟锅巴对孙丽坤说:“别人说你脚杆能搁到脑壳上,搁一个我看看。” 

  她抱着膀子想了一会儿,说:“不搁呢?” 

  “不搁莫得烟锅巴。拣一个烟锅巴磕一下头嘞,你以为便宜?” 

  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条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这时人都停下打牌、行酒令,一齐朝这窗口竖起脖子,像一群等饲料的鹅。那么一条笔直粗壮如白蟒的腿,众目之下赫赫然竖将起来。建筑工倒一时想不出这条腿的意味。因为它有太多太暧昧的意味,他们想延续那个意味,便七嘴八舌要求她把另外那条腿也玩给他们看看。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笼子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两条美丽绝伦,已变得茁实丰肥的大腿,就这样轮番展示了它们无尽、深长的意味。展示中,建筑工们看到了那个他们看不见的图景:这样充沛着力量的腿如白蟒那样盘缠在他们的肉体上,盘缠在那个捷克老毛子舞蹈家那毛茸茸的赤裸肉体上。这样的两条腿来他十个老毛子也缠得住。 

  孙丽坤放下腿,一个肩斜抵在窗框上,长眼毛盖掉一半眼珠,伸出一个巴掌来接递给她的烟锅巴。小伙子站在墙头上,手刚刚能碰到她的指头尖。他看她一向苍白的脸这一刻潮红起来,或是烟锅巴或是展示大腿给了她快感。她嘴唇上一圈茸毛沁出汗,眉毛眼睛都毛茸茸的。据说这美人蛇不是个纯种汉族,不知是回族还是羌族血液掺进了她,建筑工离她近得连她下眼皮上一颗红痣也看清了。后来他把这颗痣讲给同伙听,上年纪的一个建筑工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 

  建筑工们渐渐拎了水桶到窗下来洗澡。他们的白短裤濡湿就变成一层皮肉。他们边冲澡边唱:“姑娘你好像豆腐渣,美丽的眼睛人人都害怕它”。 

  十月里来了个很不同的人。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注:“干崽”即高干子弟……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青年微微驼背似乎在杠着它。正是由于军装的大和他身子的小,才显出他一股独特的倜傥。青年步态很大,走路时将两手背在身后,头略低,好像很老的那种老将军:前头有人开路,后面跟了个小跑步的警卫兵。 

  他凭吊古战场那样站在烂场院上。所有下流俏皮的歌都断在那些嘴里,所有纸牌都黏在那些手上。建筑工一声不吱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黄毛料子的年轻人。有种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氛围在这青年的形象和气质中。他眼神中的一点嘲笑和侮辱,使所有人都觉得他有来头。他有双女性的清朗眼睛,羞涩在黑眼珠上残酷在白眼珠上。他在看孙丽坤时用黑眼珠,看建筑工们用白眼珠。 

  这样一个青年在烂场院上走,踢着半截砖或一块当席子用的大字报——它是几十层不同的内容层层摞摞的重叠,糊得比皮革还厚还结实。青年就那样站在孙丽坤窗子下,姿势很伟大。 

  孙丽坤看见这青年就把一支刚卷好的烟搁下了。那是她一早上的心血,剥出了几十个指甲盖大的烟锅巴,用一页写作废了的“认罪书”卷的。她当然舍不得把它彻底丢弃,只把它暂时往衬衫口袋里一揣,等这青年走了她再抽。为什么当着这么个二十郎当的男娃她不愿抽那样自制的恶形恶状的纸烟,她现在顾不得去想,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想。要到许多年后再去想。曾经她有过的那些男人都是好看的,是靠他们的好看挣钱凭他们的好看吃饭的。他们都是她的舞蹈搭档,都有岩石雕刻般的腿和肩膀,都有空洞的却炯炯发光的眼睛。而这一位根本还没成形,还有一大截子去成长才能成形。 

  青年把两手背在身后,腿叉得很开,直直朝她望过去。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他望了孙丽坤几分钟,背着手大步离去。 

  烂场院上粗鄙下流的活力恢复了。建筑工们又开始为孙丽坤拣烟锅巴。拣到那青年丢在地上的很长一截烟锅巴,有人惊呼:“大中华!”它被青年的铁蹄给踏进浮泥里去了,手指头要刨一阵它才出土。 

  第二天那青年又出现了。建筑工们开始叫他“毛料子”。他还是一副匆匆路过的样子。这天孙丽坤没穿那件邋遢透顶的劳动布春秋衫,换了一件海蓝毛衣,尽管袖口脱了针角,嘟噜出一堆烂毛线,毕竟给了她身体粗略的一点曲线。 

  青年骑了一辆车,飞鸽跑车,通体锃亮油黑,半点红绿装饰都没有。建筑工们让这辆跑车羡慕呆了,惋惜这么俊一匹马没备漂亮鞍子;换了他们,准让它披红挂绿,给它缠上二斤塑料彩线!青年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脚跨在车上。人们注意到他那宽大的裤腿怎样给掖进牛皮矮靴,那清秀中便露出匪气来。青年抬手将帽沿一推,露出下面漆黑的头发。他们想如此美发长在男人头上是种奢侈。它不该是男人的头发。他戴着雪白的线手套,用雪白的手指一顶帽沿;气派十足,一个乳臭未干的首长。那个食指推帽沿的姿态从此就长进了孙丽坤的眼睛,只要她把眼一闭,那姿势就一遍遍重复它自己,重复得孙丽坤筋疲力尽。 

  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嘎’”。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在想北京话的“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砂石,对青年做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 

  “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沙石。尿濡湿的沙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 

  “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 
不为人知的版本——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作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净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用长者才有的动作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头顶,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 

  “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啊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 

  “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 

  “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哈欠。 

  “中央来的!” 

  “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乌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附着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辞,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之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这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丝上耷拉着枯藤般的乳罩内裤袜子;结痂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乳房。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是与猝然下台前不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再次游动起来,划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子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陪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 

  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两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拔下白手套,露出流畅之极的手指线条。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治保会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五八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作简单陈述时手指尖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起,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再一次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天大的差错。从来没有男性有这样的眼睛,这样来看她。 

  “别叫我首长。直呼其名吧。”他用圆润的京腔打断她的陈述,抑或忏悔,也打断她的审视。“叫我徐群山。”他递给她一根烟。她一时没听懂这么一口文明话。长如此一副手指,讲如此一口文明话。 

  她不知再说什么。轮上他来审视她了。 


  官方版本(之二)—— 

  省文教宣传部负责同志: 

  四月八日收到下达的文件后,(秘字00710016)我院立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大家对我们敬爱的总理在呕心沥血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深切关怀而万分感动。会后我们立即展开对徐群山的调查。大家一致反映,对这个自称“中央特派员”的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尤其是执行看守任务的女专政队们,一再表示她们对此人来历的警惕。她们向党组织表决心,一定尽全力提供徐某的细节,协助查清孙丽坤的病因。她们所提供的线索如下: 

  十一月二十日,徐某首次进入孙的房间,与其单独相处长达二小时零十分。据反应有人听见不正常的声音从室内传出。 

  此后徐某每天下午与孙单独相会二至二个半小时。显然此间两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某驾一辆军用摩托带走孙,其间两人单独相处长达六七个小时。据查证,徐与孙在省委招待所奸宿,进行了至少五小时的腐化活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议:对孙进行妇科检查。孙本人一再拒绝,专政队女队员们不得不以强行手段将孙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结果为:处女膜重度破损。但是否与徐某有性关系,此次检查无法确定。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民间版本(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丽坤的女娃是在事出之后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才来仔细回想他整个来龙去脉的。她们在后来的回想中,争先恐后地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说从最初她们就觉出他的鬼祟,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那种本质的、原则的气质误差,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那种文明。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模糊地含有一丝褒意。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她们被他的那股文明气息魅惑过,彻底地不可饶恕地魅惑过。事出之后,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那不近情理的斯文。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那时已出了事:孙丽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那个岁末的清晨,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丽坤被送进歌乐精神病院之后,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她们抽着冷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孙丽坤落进一个诱陷,她们那是在说谎。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徐群山的诱陷,说明她们是跟孙丽坤一块陷进去的,只是带着警觉亦同时带着甘愿。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她们在心底下默默供认了这一点。她们还默默供认徐群山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向引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从孙丽坤的精神失常过程也不难看出事情的逻辑:徐群山骗取了孙丽坤的感情和肉体,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肉体又被糟蹋了,如粪土一般丢弃了。对真实情形,孙丽坤本人一言不发。问她,哄她,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大家于是认为,那是心碎完的人才笑得出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添许多旁白和想当然,说徐群山一来便和孙丽坤做起那事,门关得严丝合缝,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拿发卡把门缝戳开,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徐群山每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白纸包的巧克力给当班的女娃,然后说:“不必守在这里。”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它象征着等级。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就吃一小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不吃;她必定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 

  “其实很简单么,”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一贯执笔写大字报的小个子发言了,“孙丽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嘛。没男人她过不得。你们都看到了?莫得男人她就跟楼下盖房子小工过嘴瘾。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她勾引上了。惨就惨在孙丽坤这回动真心了。你们想嘛,名也莫得了,家也莫得了,架子就更莫得了,自然不像她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耍感情。这回孙丽坤什么都给出去了,给了个玩弄她的人。简单得很么。”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皱起眉点一阵头。过一会儿那个跳舞跳跛了腿的副团长说:“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说歌乐疯人院治不好孙丽坤的话,就把她送到上海去。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给孙丽坤打两套毛料衣服。至少‘毛涤’,扯好点的料子。再给她烫个头。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给烫头了吗?孙丽坤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怎么见人?丢的不止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她,还以为我们虐待了她。还要说我们糟践人材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见了已基本康复的孙丽坤。孙丽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报上登了出来。她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风骚毒辣,笑容不卑不亢,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她身边常有个探望者,抑或陪伴者。是个女孩子,医生护士只知道她是孙丽坤曾经的舞迷。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星期六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之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划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难,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绊儿,金属的钮绊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六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反来复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吆。”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带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哄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做到她?我怎么回事呢?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和银色的锡泊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来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露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训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让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的,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俩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挨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决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杂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的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它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几?” 

  “二十几。”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纶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她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而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昂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 

  “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勾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 

  “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关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的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 

  “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 

  “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怜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个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她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黯的城市景观和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个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都市夜晚唯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雇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荡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地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偶然清一清嗓子,或掀开杯盖呷一口茶。她听见一个服务员进来送开水。她觉得她连他翻报和呷茶的声音都爱。声音引起她从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被粉碎。这样一个情形——他在客厅里读报,她在一墙之隔的浴缸里昏昏欲睡——这情形形成了一个最温情的生活局面,她不能想象世上还有比它更饱和的温情。 

  她从浴缸里跨出来。很久没照镜子了,她不太敢看自己在镜子中陌生的脸。她乖觉地穿好衣服,一面梳着湿头发。早已想好,她要好好来度她和他的末日。 

  徐群山从报纸上抬起脸,看见她洗得太彻底的脸孔如同新长出的嫩肉,动一动它就要破裂。她一下一下梳着头发,等着他下一步指示。 

  茶几上放着铜色的香蕉,古董一样珍贵。旁边有个电唱机。他说他找到了一盘“白蛇传”中的一段音乐。一支媚态的二胡独奏,呜啊呜地慢慢哭了起来。音质不好,音乐不干不净,真的像哭。 

  她翘起下巴,听听就像照镜子,她不太敢听它。是白蛇哭的那段独舞。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唬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 

  “我很小就看你跳这段舞。”徐群山从电唱机旁抬起脸。他坐在沙发边缘上,两脚一前一后,不是惯常的架着二郎腿。 

  她觉得他这个坐姿古怪,荒谬。像穿了太窄的裙子。她下意识地拿起茶几上的半盒烟,又胆怯地把它搁回去。她看见什么东西非常沉重又非常荒谬,就在他黑而长的眉梢上。 

  徐群山拍一拍他身边的沙发,问她敢不敢坐到那里去。他在开她玩笑。其实半点玩笑也没有。他拍沙发的邀请随意、自在、无所谓。好像说,你要真敢,那就是自找。只有她那舞蹈者的直觉知道他的不随意,不自在,他的吃力和僵硬。 

  她坐下去,却没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他的手伸过来了,抚摸她的头发,指尖上带着清洁的凉意。那凉意像鲜绿的薄荷一样清洁,延伸到她刚在澡盆中新生的肌肤上,她长而易折的脖子上。 

  孙丽坤向他转过脸。这一瞬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无声地,她用人和畜平等的无词无字的语言告诉他,她是他的。 

  她比他年长许多,这样一个事实也在那人畜平等的无言中消失了。 

  将来她回忆起来,会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一颗钮扣的。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乏真相。 

  她却怎样也避不开了。怎样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挽回。冥冥之中她知觉的那个原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 

  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钟每秒钟砌起的梦幻砖石,她竟不可依靠上去。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那只图搏得一份欢心的垒砌。竟是不可倚上去。 

  徐群山清凉的手指在把她整个人体当成细薄的瓷器来抚摸。指尖的轻侮和烦躁没了。每个椭圆剔透的指甲仔细地掠过她的肌肤,生怕从她绢一样的质地上勾出丝头。 

  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她可以在那貌似坚实粗糙的肩膀上延续她的沉溺。她一再阻止直觉向她告密。 

  一切却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 

  她揭下那顶呢军帽。揭下这场戏最后的面具。她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那么长而俊美的鬓角,要是真的长在一个男孩子脸上该多妙。 

  徐群山看见她的醒悟。看见泪水怎样从她心里飞快涨潮。 

  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发角上。她都明白了。他知道她全明白了。但不能道破。谁也不能。道破他俩就一无所有。她就一无所有。 

  梦要做完的。 

  三十四岁的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 

  眼泪从她眼角流出,濡湿徐群山那该属于美男子的鬓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他尽量不露声色。把角色演完吧。“十一、二岁那年。” 

  她听这句话已经听得要疯了。没有这句话,整幕丑剧是不是没有主题?没有这句话, 

整张无心而经意编织的网是不是就没有缘起?从蒙蒙泪水里看去,那张男孩气的俊秀面容 

中仅有一点点邪恶和狰狞。她已给了出去。她顾不上作呕。只为一切结束前,只为末日完 

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而悲伤。 


官方版本(之三)—— 

  S省革委会保卫部: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同志的努力,尤其是户籍部门全体同志的连续奋战,在短短两 
个月时间内,查出:宣武区有一名徐群山,65岁,退休小学教员;海淀区有一名徐群山, 
八岁,男,玉泉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学生;东城区有一名赵群山和一名乔群山,均为十五岁,男,从未离开过北京;西城区有一名徐群珊,我们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徐之父亲徐东森为我国重要国防科学家之一,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为国家一级秘密。徐东森于一九六九年携妻子李茹思迁入三线,负责一项保密科研项目,徐群珊于一九六八年底插队山西,一九七○年被病退回北京,随后便出没无定。据说徐组织过腐朽的地下音乐会,演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作品。徐涉足的地下读书俱乐部也曾被街道居委会勒令解散,因为所读的书全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之类的黄色淫秽书籍。徐的同伙中有因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而被捕者,但因是青少年犯罪,我们主张以教育监督为主,交与街道居委会及群众专政组织看管。至于徐本人是否直接参与到以上犯罪活动中,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徐于七○年底去S省,探望在三线搞国防科研的父母,对于此后徐的活动,了解者甚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我们的结论为:徐群珊与诈骗者徐群山无关,因为徐群珊是女性。 

  我们一定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 

  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市公安局 

民间版本(之三)—— 

  据说住一百六十号病床的那个中年女人老早是满有名气的演员,跳舞的。人们眉来眼去,说,哦,跳舞的,叫什么?姓孙吧?好像是。拍过电影的!哦,拍过电影的。没听说过。现在跳舞有名的就茅惠芳,薛清华。 

  据说她天天天不亮就爬到楼顶平台上,把脚放到头顶。难为她了,这么一把岁数。 

  据说,有天早上值班护士哇啦哇啦朝楼顶上喊:“一六○床,下来下来,有人找!” 

  这个叫一六○床的女人跑下来,面色马上白掉。护士指给她看那个坐在她床上的一个女孩。也不算什么女孩了,有二十好几了。姓孙的是外地人,从来没有亲眷朋友来看她。从来也不跟病房里的人多搭讪。来一个人探她病,她激动的面孔也白掉!她叫她“珊珊”,她叫她“孙姐”。那是后来人家听到她俩这样叫的。 

  最早一六○床是蛮怕她的样子。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这个年头还有人穿列宁装?不是古代人吗?料子不错的,是刚解放英国人洋行里的那种哔叽。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就天天来看她,常常同她到楼后面那块草地上,摊开一块塑料台布,摆出火腿罐头,凤尾鱼,两个人一人坐一块砖头,在太阳下吃。这种好东西很多年都没见过喽。两人亲热得不得了,在院子里散步常常勾肩搭臂,要么手牵手。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子来了两三个礼拜,闲话就有了。说她们俩相互看的时候,眼光不对。像男人女人那样的眼光;笑也笑得不对,讲话声音也不对。有一回一六○床在睡午觉,这个叫珊珊的来了,轻手轻脚坐在床旁边,一直盯牢她看,像有毛病一样,不知羞耻。 

  据说同屋子的七个女病友都怕起来,都不敢在她面前换衣裳。 

  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医院礼堂去看电影。芭蕾舞《白毛女》。她们俩看到一小半站起来就走了,椅子给翻得啪啪响。珊珊嘴里咕噜着北京话:“什么玩艺儿。”她那“儿儿”的舌头听上去蛮横,还傲慢。据说两人手搀手出了礼堂,去了那片停尸房旁边的树林子。她们俩人常去那个树林子。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了。 

  终于有人觉悟了:这个珊珊说不定男扮女装!两个人到小树林子里面搞腐化去了! 

  这天三个护士带着六七个基本康复的女精神病人,把珊珊截到女厕所里。据说六七个女人在护士指使下,以疯卖疯,有的撕衣有的扒裤有的浑身乱抓,抓摸出的结果是:叫珊珊的人是个确切无误的女人。 

  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再亲密、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 

  七四年冬天,一辆红旗黑轿车接走了一六○床的舞蹈家。很久以后护士们才贼头贼脑地咬耳朵:那天的红旗牌是总理秘书派来的。原来这个半老徐娘孙丽坤真的著名过。早知道该待她好一点。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六)—— 

  还是那个晚上。她体内的痉挛一阵小于一阵。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裸露着。她想跳起去抓摊散一地的衣服,同时悟到:即然这里没有异性,她还有什么必要遮掩自己?接着一个相反的醒悟闪出:即然面对一个同性,她还有什么必要赤裸?赤裸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个乏味的重复。走进公共澡堂子,在成堆的同性肉体中,在那些肉体的公然和漠视中,她个体的赤裸化为乌有。她苦思一个同性的手凉嗖嗖地摸上来意味着什么。她苦思什么是两个相同肉体厮磨的结果。没有结果。她对不再叫徐群山的年轻的脸啐了一口。 

  她的苦思没有出路。像她躺过的一个个精神病院,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 

  徐群珊,徐群山。前前后后她已得到解释:一个女孩倾倒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不是很可理喻的吗?她告诉女孩:她玩弄了她;她利用了她的弱点,利用了她的绝境,弄出这么一台戏,永远收不了场了。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她一向对两性间情爱的陈腐、定规的理解刹时被抽空,成了一片空白。因此她在那张性别似是而非的年轻的脸上啐了一口。她以为结束了:被反扭的天性已被扭转回来。大致上扭转回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几天的苦思后进入了真正的空白。遥远、遥远地,她听见谁在失禁地哭和笑。她不知这段哭笑失禁的真空持续了一年多。 

  然后她在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个充满思念的梦。她躺在冰凉狭窄的铁床上,看着天花板上一个断了的蛛网在空气中游动。她不知该拿这份似是而非的思念怎么办。全身又变得无比的敏感,曾经所有的触碰都留下了病痛。 

  她又开始恢复舞蹈。看着晨光中那片薄薄的影子渐渐圆润起来。 

  这时听见护士打铁般的嗓门:“一六○床!…………” 

  又来了,这回大致是个女孩。白牙、黑亮的皮肤,头发还是短而整洁,后来发现这是个全须全尾的女孩子,她便俗里俗气地叫她“珊珊”。 

  自从这个人被公认为女孩,她和她便有了很大的方便。她跟她挤在一张窄床上:珊珊、孙姐。她觉得整个事情里只有一丁点丑恶。珊珊起初对“珊珊”这称呼哈哈笑起来。她坚持叫下去,她渐渐变成了真正的珊珊了;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身上。她不再是个造做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她的爱抚和保护也纯粹是珊珊的。珊珊的嘴唇,比徐群山柔软、微妙、温暖。 

  在停尸房附近的树林里,这年这月这天,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珊珊了。她问她真的从十一、二岁就爱上了她? 

  珊珊哈的一乐。她现在已很少向她用言辞表白。她“哈”的意思仿佛说:那时候多可笑,别拿那时候当真;该当真的是眼下这个我。 

  “那时候觉得要能挨近你就了不起。”珊珊说,用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一种笑,“说了你别生气,没多久我就把你忘了。那时候,那个年纪,事儿特多!串联、插队。逃跑回北京,又到处偷书,翻图书馆的窗子。做了好一阵土匪。我都忘了我是个女孩。” 

  她看着不紧不慢说话的珊珊。 

  珊珊说一切是从看见她在窗口的那天开始的。真正的开始。她路过这城市去看望在三线做什么保密研究的父亲。她一眼认出她来。十二岁的癞狂突然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那癞狂和她前后所有的行为都有秘密的关联。 

  她叹口气,说:“那时我像口猪。” 

  她笑着说:“可不是。” 

  她马上追问:“真像猪啊?” 

  她马上解释:“不是说你人。是你的态度,精神面貌。”她笑着安慰她:“你自己用猪这字儿!” 

  “看我像猪你还跑来逗我?要我?”她说,身子绷紧了,一碰要弹跳起来似的。 

  珊珊想说什么,不说了。掏出一根烟,边点边说,“咱们也逗嘴?跟男人女人似的?”她吐一口烟,瞧不起全人类,也瞧不起她自己那样一笑。 

  “珊珊。”她也叹了口气。 

  珊珊还像徐群山一样吸烟,垂下冷淡的单眼皮。时不时,她粗略地撩一把不伦不类的短发。这时刻,前舞蹈家是真正爱珊珊的。她把她当徐群山那个虚幻来爱,她亦把她当珊珊这个实体来爱。她怕珊珊像徐群山那样猝然离去,同样怕珊珊照此永久地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况且,不爱珊珊她去爱谁?珊珊是照进她生活的唯一一束太阳,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暖意。 

  歌舞剧院派人来接她出院。告诉她她平反了,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 

  离开上海,珊珊没到站台上来送。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是不该有珊珊的。但她明白珊珊就在站台上的人群里。人群的一双双泪眼就是珊珊诀别的泪眼。她多想看徐群山惜别的泪从珊珊眼中流出 


  官方版本(之四)—— 

  〔《成府晚报》特稿,1980年10月15日〕 

  金风送爽的十月,我们采访了舞蹈家孙丽坤。在她独舞晚会开幕的前夕,孙丽坤同志穿着汗湿的练功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从10月16日开始的“孙丽坤独舞晚会”将在滨江剧院拉开序幕,这将是全省第一次举办的个人演出晚会。 

  孙丽坤同志曾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舞蹈家。虽然已进入中年,却坚持苦练舞蹈基本功,有时她的自我训练竟长达八小时,为青年一代演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她削瘦但精神爽朗,谈话中她不断发出率真的笑声。当我们问起她曾患过的神经关能症,她爽快地告诉我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舞剧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早已痊愈。 

  她十分健谈,从她事业的振兴谈到她的个人生活。她听我们说到“媒人踏破门坎坎”时,开朗地大笑,说:“哪有那么严重!都是些熟人热心!…………” 

  接下去她谈到她和未婚夫认识经过。她暂不愿透露这位未婚夫的姓名,只说他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比她小五岁,非常支持她的舞蹈事业,也对她舞台下的生活万般体贴。在她中午结束练功时,他总是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骑车从学校赶回,为她送一饭盒她最爱吃的绿豆凉粉;暑热期间,他省下少年体育集训队发给他的消暑食品:冰镇酸梅汤或冰糕,用保温瓶提到舞剧院的练功房。孙丽坤在谈到这位心上人时脸上始终带着深情的微笑,发自内心地透出一股满意。她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说他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虽然不太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 

  孙丽坤说等舞剧院一分配给她房子她就结婚。她充满希望地说,新的宿舍楼已打好地基,明年春天,最迟明年夏天,她就会分到一间新居室。说到这里,她眼中露出幸福的憧憬,并邀请我们到她未来的新房去做客。 

  我们祝愿她在舞蹈上迸发出第二度青春,也在人生中获得她应得的温暖和幸福。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七)—— 

  一个下午,孙丽坤穿着宽大如旗帜的黑灯笼裤跑向传达室,去接一个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珊珊吗?”她问。 

  那边快活而痛苦地笑了两声:“还听出来了?”顿了顿又说:“看到你独舞晚会的介绍了。还有那篇文章…………” 

  “看到了?”她说。 

  “你怎么没跳白蛇?” 

  “没跳。” 

  那边呼呼地喘气,没接话。 

  “有的人专门来看你白蛇的。”好一阵之后珊珊说。 

  孙丽坤吸了一口气,说:“你来了?” 

  “嗯。” 

  她想问珊珊,你干吗不来看我?但她没问,那会让两人都不适。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 

  她想珊珊也看到她渐渐脱形的身材,皮、肉、骨已不能统一和谐地运力。珊珊或许还看见,演出之后人们大而化之地跟她握手:“四十几了,不容易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结婚?”珊珊问。 

  她有些难于启齿。然后出来一句轻巧的谎言:“搞不好不结了。不见得合得来…………”她顿时想到自己在政治学习时笨拙地戳毛线针的形象。她想像所有未婚妻那样给男人织毛衣、自己那又老又笨的未婚妻形象让她这一刻羞愧不堪,尤其面对千里之外的珊珊。 

  “你呢?”孙丽坤终于问道。 

  “我下礼拜天结婚。” 

  她禁不住叫起来:“珊珊!…………” 

  珊珊的把戏又狠狠弄痛她一下。 

  从存款中拿出很大一个数目,她买了最贵的蜀锦被面和一个玉雕。她正赶上婚礼的尾声。本来也没什么婚礼,就是八个人围在一块喝喝啤酒,吃吃花生米,连珊珊的哥哥姐姐都没来。她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去世了。 

  珊珊已完全不是徐群山了。头发还是短的,衣服还是沉黯,还是那样略带嫌恶地一笑,却半点徐群山的影子也没了。 

  她一粒花生米也咽不下去。看着珊珊十根纤长的手指还在烦躁。更烦躁了。她告诉自己,该为珊珊高兴,从此不再会有太大差错了。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珊珊也在笨手笨脚地学做一个女人。看她正替客人们倒啤酒。手脚倒不笨,却充满忍耐和压制。珊珊的丈夫跟在她身边,不停地小声教诲她一些谁也听不见的话,并在珊珊动作时,他身子显出轻微的帮她一把的意愿。是个不错的男人。 

  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决非存心。丈夫还在左左右右偏着头脸欣赏那玉雕。这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长相不坏,耳朵不招风,牙齿也不七歪八倒。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著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 

  珊珊坐在桌子那端,面对她,咯咯地笑着,一撩披到额上的短发。她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 

  她说她带了一小坛子醪糟,可以给大家做碗醪糟蛋。 

  珊珊笑道:“他们也配?” 

  她在过道的炉子上忙碌时,猛抬头,见珊珊正看她,手里燃着一支烟。冷淡的单眼皮下面是怜恤和嫌恶。她知道她不只怜恤和嫌恶她。这时珊珊的丈夫端一摞碗出来,她和她竟一个字也没来得及说。 

  她谎说有人等在楼下,她不能再耽久了。珊珊看着她。看着她举着天鹅受伤的脖子走出门去。随身带的一块丝巾被遗忘在椅背上,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有意遗忘的。这样珊珊可以有个借口追出来,追到夜深人静的马路上。然而这却是她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 

  珊珊果然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喊住了她。却没拿她的丝巾。她形影相吊,她也形影相吊。 

  她追来做什么?来灭口?来灭那个巨大的秘密的口? 

  “我送送你。” 

  “真是的,送什么。” 

  “送你一截儿。” 

  “回去!那么多客人!” 

  “是他的客人。” 

  珊珊擦着她的肩与她并肩向前走。然后拿过她手里的三两轻的行李,替她背着。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到了,珊珊说,再走一站。她没话,接着往前走。她还是习惯听珊珊的。 

  第三站了,两人停下来。风一下吹乱珊珊一头短发。现在这种短发很时髦,叫“张瑜头”。她不自禁抬起手,替她把发形还原。她伸过如旧日那样清凉的手指,抹去她皱纹里的泪水。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触碰对方了。 

  她要上公共汽车了,见她还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愣小子那样微扛着肩。徐群山,她心里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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