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足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例如《国语》说孔子识肃慎氏之石,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家语》说孔子知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知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但孔子对于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是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谨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列。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也。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信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是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选自《江苏教育》月刊第5卷第9期,193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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